曾国藩故居_曾国藩故居在哪里

富厚堂的精华部分是藏书楼，系我国保存完好的最大的私家藏书楼之一。

曾国藩故居在哪里 曾国藩故居富厚堂坐落在双峰县荷叶镇（旧属湘乡），始建于清同治四年（公元1865年）。整个建筑像北京四合院结构，包括门前的半月塘、门楼、八本堂主楼和公记、朴记、方记3座藏书楼、荷花池、后山的鸟鹤楼、棋亭、存朴亭，还有咸丰七年曾国藩亲手在家营建的思云馆等等，颇具园林风格，总占地面积4万多平方米，建筑面积1万平方米。富厚堂的精华部分是藏书楼，曾藏书达30多万卷，系我国保存完好的最大的私家藏书楼之一。
富厚堂：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、国家AAAA级旅游区、新潇湘八景之一。
富厚堂，始建于清同治四年（1865年）。整个建筑包括门前的半月塘、门楼、八本堂主楼、公记、朴记、方记3座藏书楼、荷花池、后山的鸟鹤楼、棋亭、存朴亭，还有咸丰七年曾国藩亲手在家营建的思云馆等等，占地面积4万多平方米，建筑面积1万平方米。2006年被国务院公布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
曾国藩故里旅游区包括富厚堂、白玉堂、黄金堂、大夫第（敦德堂、奖善堂）、万宜堂、修善堂、有恒堂、华祝堂、文吉堂等曾氏十堂曾氏祖坟之外，还有秋瑾故居及蔡畅故居光甲堂。旅游区面积达100平方公里。富厚堂，是曾国藩故里旅游区的核心景区，是全国保存无几的“乡间侯府”。
曾国藩故居详细介绍 曾国藩故居富厚堂座南朝北，背倚的半月形鳌鱼山从东南西三面把富厚堂围住。从远看去，富厚堂好似坐在一张围椅中。周围自然环境优美，后山上树木茂密，古树参天。门前是一片较开阔的平地，平地中有小河向东流去，平地四周峰峦叠嶂，群山环抱。
富厚堂是曾国藩的第三故居，由弟曾国荃、曾国潢主持修建。曾国藩已于同治三年赏加太子太保衔，赐封一等侯爵，其弟则为兄仿侯府规制，历经数年，将富坨全盘改建为规模宏伟而结构紧凑的“侯府”。全宅占地4万余平方米，建筑面积1万余平方米。土木结构，具有明清回廊式建筑风格。房子坐西朝东，前面是一片广阔的田野，涓水悠悠环绕；背依半月形的小山，中植竹木，四季常青。周围环绕高大的围墙，人行通衢横贯东西。进入东西两宅门，是一个用花岗岩铺成的半月形台坪，坪边插着大清龙凤旗、湘军帅旗、万人伞等。台坪外是一张半月形莲塘，夏日荷花相映，有如泮宫。台坪正中是前进大门，门上还悬挂着曾纪泽书“毅勇侯第”4个朱地金字直匾，所以当地人们称之为“侯府”或“宰相府”。
进入前大门，有广宽的内坪，坪内种植着奇花异草。通过坪中石板道，直达二进台阶。中厅门上悬挂着曾国藩所书的“富厚堂”3个红底金字。正堂分为前后两进，这是富厚堂的主体。前厅名“八本堂”，厅内悬挂曾国藩所书“八本堂”3个黑地金字匾额，额下是曾纪泽用隶书所写其父的“八本”家训：“读古书以训诂为本，作诗文以声调为本，侍亲以得欢心为本，养生以少恼怒为本，立身不妄语为本，居家以不晏起为本，居官以不要钱为本，行军以不扰民为本。”中厅后面是神台，五龙捧圣的神龛上，有曾纪泽直书的“曾氏历代先亲神位”匾；顶上悬着同治九年（公元1870年）皇上御书钦赐曾国藩的“勋高柱石”黑地金字横匾。两旁墙上还挂着赏赐的御书“福”、“寿”二字直匾；神龛照壁上则是他于同治二年自书的“肃雍和鸣”白地蓝字横匾。
后厅两旁是正房，一边住曾国藩夫人欧阳氏；另一边是其长子曾纪泽夫妇住房。前栋左大门为南厅，两侧有4间正房，是曾国藩次子曾纪鸿夫妇住室；右大门为北厅，为曾纪鸿长子夫妇住室。南北两端还都有3层的藏书楼，南端是曾国藩的公记书楼和曾纪泽的朴记书楼，北端是曾纪鸿的芳记书楼，这是富厚堂的精华所在，各类藏书约30万卷，是中国近代最大的私家藏书楼。
曾国藩故居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曾国藩故居富厚堂是否可称“曾国藩故居”，社会上颇有争论，文物部门从实际出发，认为富厚堂不管是“故居”还是“民居”，它作为清代一幢规模巨大的仿宋、明回廊风格的建筑群体，保护它具有重要的历史和艺术价值。1996年，经省人民政府批准，富厚堂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，省县两级政府拨出专款，对其进行了必要的抢救性维修，并成立了“富厚堂管理所”，派有专人管理，内设有两个专题陈列展览，常年对游人开放，1995年10月，双峰县人民政府经中共中央宣传部批准，举办了全国首次曾国藩学术研讨会，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100多人参加了会议，并专程到富厚堂参观。
富厚堂曾被国民政府列为国家文物保护单位，1996年被湖南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。被誉为中国“乡间侯府”的曾国藩故居富厚堂于2006年被国务院公布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，这也是娄底市第一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
富厚堂原称八本堂，取曾国藩“读书以训诂为本，诗文以声调为本，事条以得欢心为本，养生以少恼怒为本，立身以不忘语为本，居家以不晏起为本，作官以不要钱为本，行军以不扰民为本”的家训，后曾纪泽据《后汉书》“富厚如此”而改现名。富厚堂虽不胜家华，然曾国藩得知修屋花钱七千串而为之骇叹，他在同治六年二月初九日的日记中写道：“接腊月甘十五日家信，知修整富厚堂屋宇用钱共七千串之多，不知何以浩费如此，深为骇叹！余生平以起屋买因为仕宦之恶习，誓不为之。不料奢靡若此，何颜见人！平日所说之话全不践言，可羞孰甚！屋既如此，以后诸事奢侈，不问可知。大官之家子弟，无不骄奢淫逸者，忧灼曷已！”